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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外交

2019-11-08 11:20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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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外交指的是两宋(北宋、南宋)与周边和海外国家的交流,主要包括东亚、东南亚、西亚和非洲地区。

  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北方的辽金两朝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奉行对等外交。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北宋在汴梁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喀喇汗)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宋朝首都开封,比唐朝首都长安更加繁华,更加开放。“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万国舟车会,中天象魏雄。”这是当时宋朝的真实写照。唐代的外国人大都来自亚洲西域、阿拉伯、朝鲜、日本。而到宋代除了这些地方还扩大到非洲、欧洲等地。宋朝比唐朝是更加开放的,宋朝的商业活动、商业氛围发达。唐朝来中国经商的都是以外国人为主,而宋朝的商人是走出去的。宋朝商人比外国商人更加活跃,《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就指出:“当时(宋代)我国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感慨:“直至11、12世纪以前,中国人并未显示商业上的才干。但打那(宋代)以后,经商能力便成为中国人最卓越品质之一。”

  宋朝海外贸易发达,是中国封建社会对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是最彰显海洋文明的朝代。泉州在南宋晚期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封、杭州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宋代造船业的规模和制作技术,都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具备了推进海洋文明的技术和经济基础,

  攻辽,企图把契丹贵族势力逐出长城,可是全都失败了。北宋景德元年(1004),契丹大举攻宋,一直打到黄河北岸的澶州(又名澶渊,今河南濮阳县西南)附近,后于景德二年(1005)与辽朝缔结澶渊之盟,宋方每年给契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史称“岁币”,两国皇帝互称兄弟,保持了百余年和平。辽宋双方在边境设立榷场进行贸易,

  北宋对党项贵族的战争也多失利,宋仁宗康定元年到庆历二年(1040年~1042)期间,西夏皇帝元昊对宋方又发动多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双方损失都很大,结果在1044年订立和约。宋万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叶三万斤,叫做“岁赐”。契丹乘机要挟,宋方又增岁币银绢各十万,先后合计五十万两匹。

  宋夏和约订立后,西北边境平静了二十多年。到1066年(宋英宗治平三年),西夏又开始挑衅,战争不断。元丰四年(1081)的北宋五路伐夏,双方损失惨重。

  后联盟破裂,1127年金灭北宋,史称“靖康之变”。南宋多次北伐与金多次南侵均未果,后双方达成“绍兴和议”,期间双方也有官方正式往来和边境贸易。

  两宋时期,统治朝鲜半岛的是王氏高丽(918年~1392年)。北宋统一后,两国关系密切。高丽曾屡次向北宋馈赠良马、兵器、弓矢、金器、铜器、大布、人参、硫磺及药材等等,还多次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文化和技术。宋朝也厚待高丽来使,并派使臣去高丽报聘。

  1123年(宣和五年)出使高丽的徐兢,受到高丽政府的隆重接待。他回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调查和访问所得,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北宋政府还多次向朝鲜赠送礼服、乐器、银器、漆器、锦、绢、茶、酒、象牙及钱币等等,还屡次派太医到朝鲜传授医术。

  两国间的大批贸易,起初是由双方官府通过朝贡和特赐的方式进行的,后来民间交易也渐渐频繁起来。两宋时,每逢春末夏初,山东、两浙、福建沿海的港口,特别是明州,港岸边便挤满了由高丽来的船只;到夏秋之间的南风季节,高丽由贞州到开京的水道上,也不断地行驶着从中国各个港口来的商船。

  两宋时期,到中国求法和留学的高丽僧人非常多,他们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礼遇和照顾,在两国文化交流上,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中国的影响下,朝鲜很快学会了雕板印刷技术。两宋时期出现的活字印刷术,大约在13世纪初传入朝鲜,朝鲜人改铸成铜活字。后来,这种新兴的印刷术被朝鲜政府所采用,为称誉于世的李氏朝鲜铜活字打下了基础。

  当时从日本输入的货物,主要是木材、黄金、硫磺、水银、砂金和各种手工艺品。中国黄金的价格比日本高,因此日本的黄金大量输入中国。黄金的大量输入,有利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制造的宝刀和纸扇,素负盛名,输入后深得宋代士大夫的喜爱。输住日本的商品,主要是瓷器、丝绸、香料、药材、书籍、文具以及铜钱等。

  北宋初和神宗时,准许铜钱出口。特别是日本镰仓时期(1185年~1333年),商业发达,而其国内币制紊乱,铜钱质量低劣,所以对中国钱币需求十分迫切。南宋理宗时,日本政府一次就从中国运去铜钱十万贯。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全国28处出土的中国铜钱,自唐至明共为55.3万余枚,其中北宋钱占82.4%。至于书籍,也不断传入日本。如北宋太宗时,中国的雕版印本《大藏经》等大型书籍,由日本僧人乘中国商船带归,藏于京都法成寺。雕板书的大批输出,对日本的印刷事业,也影响颇大。

  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僧徒的频繁往返也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名僧荣西,曾于1168年和1187年两次来中国,他不仅把禅宗输入日本,还将茶种带回日本,并著《吃茶养生记》二卷,对茶叶在日本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两宋时期,越南存在了几个王朝,有时称安南,有时称大越。他们都和宋朝保持了密切的交往。

  宋代输入占城的商品有草席、凉伞、绢扇、漆器、瓷器及铅锡等,越南人使用的纸和笔,也是由宋朝输入的。而越南的木棉(棉花)、占城稻等,同样受到宋朝的欢迎。

  在文化交流方面,中国的文字对越南有很深的影响,越南曾长期使用汉字。在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称为“字喃”。“字喃”是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来表达越南语言。此外,中国的医药对越南也产生很大影响。

  元年)赵汝适的《诸蕃志》,对于来中国贸易的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有相当详细的记载,在这本书中所提到的新拖(在爪哇西部)、苏吉丹(在中爪哇)、三佛齐等,都在今印尼境内。中国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茶叶、瓷器、铁器和农具等。对方主要输出的商品是沉檀香、茴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

  此外,两宋时期,中国和亚洲南部的柬埔寨、缅甸和印度等国,也都有密切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当时中国贩运到阿拉伯地区的货物,主要有丝织品、瓷器、纸和麝香。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则是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的地方,他们通常贩运香料、药材、犀角、珠宝到中国,再收购丝绸、瓷器等商品。当时在广州、泉州城内,还居住着许多阿拉伯富商。阿拉伯人把阿拉伯文化,如天文、历法、医学等介绍到中国,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

  中国的造纸术、炼丹术、火药、指南针等,就是由他们先后传播到非洲和欧洲,对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东非海岸的摩加迪沙、布腊伐、桑给巴尔、马菲亚岛、基尔瓦群岛等地,都不断发现唐代和宋代的钱币;在格迪、奔巴岛、桑给巴尔、坦噶尼喀和基尔瓦群岛,也曾不断发现宋代的瓷器和瓷器的碎片。这些都是中国和非洲海上交通的历史见证。

  由于和非洲接触的增多,中国对非洲有了较多的认识。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和赵汝适《诸蕃志》两书,对于非洲几个国家的记载都有较丰富的内容。

  张浚《奏虏中事宜状》说:“臣近据曲端申,契丹大石林牙自招州遣人持国书赴朝廷,为夏人截留。有元送文字汉儿走透过泾源,供析到上件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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