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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中国历史朝代]

2019-11-08 11:21      点击:

  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

  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 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方针,加强中央集权,并剥夺武将兵权。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宋真宗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即位,建立了南宋。绍兴和议后与金国以秦岭-淮河为界,1234年联蒙灭金,1235年爆发宋元战争,1276年元朝攻占临安,崖山海战后,南宋灭亡。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咸平三年(1000年)中国GDP总量为265.5亿美元 ,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GDP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 后世虽认为宋朝“积贫积弱” ,但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实远超过盛唐。

  宋朝出现了宋明理学,儒学得到复兴,科技发展迅速,政治开明,且没有严重的宦官专权和军阀割据,兵变、民乱次数与规模在中国历史上也相对较少。北宋因推广占城稻人口迅速增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3710万增至宣和六年(1124年)的12600万。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西方与日本史学界中认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与经济革命的学者不在少数。

  赵匡胤因其发迹在宋州,故国号曰“宋”,因皇室姓赵,故也称作赵宋,[1]又因五德终始说,宋朝为火德,故又别称“火宋”、“炎宋”,尊称为大宋。宋朝定都开封,称为东京。后逐步统一中国,由于疆域相对南宋而言到达黄河以北,所以被后世称之为北宋。

  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东京,北宋亡。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继承皇位,改元建炎,重建宋王朝,史称南宋,赵构成为南宋第一位皇帝。绍兴八年(1138年),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为行都,称为行在。

  五代时期,后周恭帝继位后,命赵匡胤为归德节度使,军队驻扎在宋州。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黄袍加身,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后改为东京开封府,并设陪都西京。宋太祖所面临的另外一项事业就是统一全国。赵匡胤在与赵普雪夜商讨后,决定以先南后北为统一全国之步骤。[3]

  赵匡胤首先行假途灭虢之计,灭亡了南平和楚。之后又灭亡后蜀、南汉、南唐三国。[4]太祖一心希望统一全国,还设立封桩库来储蓄钱财布匹,希望日后能够从辽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开宝九年(976年)八月,太祖再次进行北伐。但十月十九日太祖忽然去世,留下“烛影斧声”的历史疑案。其弟赵光义即位后忙于整顿朝政,统一事业暂告停止。[3][5]

  赵光义即位之事颇有疑云,民间也一直传说赵匡胤是被赵光义害死的。为确保政权的合法性,赵光义抛出其母杜太后遗命之说,即“金匮之盟”。[3]

  赵光义稳固统治皇位后,继续国家统一事业,先是割据福建漳、泉两府的陈洪进及吴越钱氏归降,其后再灭亡北汉。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五月,赵光义不顾大臣反对,趁灭亡北汉的余威,从太原出发进行北伐辽国,起初一度收复易州和涿州。

  后来赵光义先后逼死太祖之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又贬黜赵廷美到房州,两年后赵廷美就死于谪所。赵光义长子赵元佐也因为同情赵廷美而被废,另一子赵元僖暴死,最后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太子,改名恒。[6]

  至道三年(997年),赵光义驾崩,李皇后和宦官王继恩等企图立元佐为帝。宰相吕端处置得当,赵恒才顺利即位,即宋真宗。宋朝也开始进入全盛时期。[7]

  赵光义本人附庸风雅,喜好诗赋,政府也因此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宋朝重教之风因此而开。赵光义还喜好书法,善草、隶、行、篆、八分、飞白六种字体,尤其是飞白体,宋朝的货币淳化元宝上的字也是他的亲题。[3][8]

  参见:雍熙北伐、澶渊之盟、东封西祀、五鬼用事、宋夏战争、庆历新政、重熙增币

  宋真宗上台后勤政治国,北宋由此进入咸平之治。雍熙北伐后,辽朝常在宋辽交界处抢劫杀掠[9],到景德元年(1004年)终于演变成大规模侵宋战争[10]。宰相寇凖力主抗战,宋真宗亲征,宋军士气大振,与辽军相持在澶州城下,辽军被迫求和。经过几番交涉,两国议和成功。和约主要内容是: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开放边境贸易,双方为兄弟之国。史称该和约为“澶渊之盟”[11]。

  后来,寇凖渐渐失宠,宋真宗开始信用王钦若。王钦若擅长逢迎, 深知赵恒希望营造天下太平的氛围,于是极力鼓吹宋真宗封禅。王钦若本人也与另外一位宰相王旦联手,在各地制造很多“祥瑞”之象,深得宋真宗之意。宋线年)先后三次封禅。[12]

  宋真宗与皇后刘氏无子。一次宋真宗偶尔临幸刘氏的一名侍女李氏,结果李氏与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产下一子(赵受益),也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后来刘氏与另外一名嫔妃杨氏共同抚养这名孩子。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正月,宋真宗封泰山、祠后土、祭老子祠之后,于是决定将应天府升格,建为南京。[13]

  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宋真宗正式封赵受益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祯。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廿日,宋真宗驾崩。太子赵祯即位,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在赵祯成年前代理军国大事。从此开始了刘太后十六年的垂帘听政时代。

  宋仁宗执政早期一直处在刘氏的阴影之下,直到刘氏死后他才得以施展抱负。赵祯皇后虽是曹氏,但他一直特别宠爱一名张贵妃。但张氏出身低贱,一直未能成为皇后。皇祐六年(1054年)正月初八,张氏去世。宋仁宗竟以皇后之礼处理丧事,并追封为温成皇后,结果出现的一生一死两皇后,可谓旷古未见。[14]

  西夏李元昊于大庆二年(1038年)称帝后,宋夏之间爆发了数年的战争,宋军屡战屡败,导致了重熙增币。[15]尔后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吕夷简、富弼、包拯、韩琦等能臣推行庆历新政,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国家进入建国以来最繁荣的阶段。但是一些守旧派人物指称这些改革派官吏拉帮结伙,互相吹捧,是朋党。由于宋仁宗一向最厌恶结党营私,这些官僚后来多被贬为地方官。短暂的庆历新政就此结束[16]。在边疆上,宋仁宗任用大将狄青,先后弭平了南蛮侬智高的叛乱和西夏的挑衅。[14]

  宋仁宗死后,接替即位的是宋英宗。他是 宋真宗之弟商王赵元份之孙。嘉祐七年(1062年)被立为皇太子。宋英宗多病,最初朝政都由曹太后掌管。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后,宋英宗才开始亲政。但是宋英宗亲政半个月后就爆发了濮议事件,这场争论长达十八个月。时间起因是宰相韩琦提请讨论关于宋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朝中因此分成两个派别,一派认为应称宋英宗生父濮王为皇伯,另外一派则认为应该称为皇考。最终曹太后下旨,称宋英宗之父为皇考。才平息了这场争论。但总体来说,宋英宗还是一位有为的君主。他继续任用前朝能臣,也大胆挖掘新人。宋英宗也非常重视书籍的编修,《资治通鉴》的写作就是他所提出发起的[17]。[14]

  宋英宗去世后,他的长子宋神宗赵顼[18]即位。宋神宗在位期间,宋朝初期制订的制度已经产生诸多流弊,民生状况开始倒退,而边境上辽和西夏又虎视眈眈。宋神宗因此锐意改革,启用著名改革派名臣王安石进行朝政改革,将其任命为参知政事。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包括均输、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马、方田均税等。但是,新法的实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对新法强烈反弹。加上全国天灾不断,宋神宗的新法实行的决心也有所动摇。

  熙宁七年(1074年),北方大旱,一名名叫郑侠的官员向赵顼上呈一幅流民图,图中景象惨不忍睹,宋神宗因此受到极大震撼。第二天宋神宗就下令暂罢青苗、方田、免役等十八项法令。尽管这些法令不久之后得到恢复,但宋神宗与王安石之间已经开始不信任。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第一次被罢相,出知江宁府。后来变法派中的官员吕惠卿肆意妄为。王安石因此回京复职,但是他依然受到保守派的坚决阻挠。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安石长子去世,王安石借机坚决求退,宋神宗于十月再次罢免王安石的相位。

  后人对熙宁新法的评价非常两极,新法的推行效果远不如王安石预想。新法的实行虽然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耕地面积,但是却严重增加了平民的负担。熙宁新法在军事上的改革也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军队战斗力无明显改善。加上王安石操之过急,将需要很长时间社会演进才能完成的十余项改革在短短数年内全盘推行,使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19]。而且,新法实施到了后期,条文与执行效果相差越来越大,一些措施从利民变成扰民。新法执行过程中用人不当也是最后失去民心的原因,变法派中如吕惠卿、曾布、李定和蔡京等都是人品相当有争议的人物。有的更被视为小人。对于这次改革,以“大历史”著称的史学家黄仁宇评论这次变法:“早我们之前九百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世界里其他地方提出。”[20][21]

  王安石被罢后,宋神宗继续改革事业,号为“元丰改制”。元丰改制虽与熙宁变法并称为“熙丰新法”,但改革力度无法同熙宁变法相提并论。

  伴随著国力的增强,宋神宗将焦点转移到外患上。他决心消灭西夏。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宋神宗开始西征西夏,取得了很大胜利,也大大鼓舞了神宗的信心。元丰四年(1081年)四月,西夏发生政变,宋神宗借此再次征讨西夏。结果却遭到惨败。宋神宗因此一病不起。

  元丰八年(1085年)正月初,宋神宗立六子赵佣为太子。而宋神宗颁布的新法虽然曾短暂被其母高太后废,但不久又陆续恢复,不少甚至沿用到南宋时期[22]。宋神宗驾崩后,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对刚即位的宋哲宗赵煦严加钳制。高太后信用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并冷落宋哲宗,结果引发严重的新旧党争。宋哲宗亲政后,贬斥旧党,信用新党,变法事业因此得到了持续。[20][23]

  宋哲宗没有留下子嗣,死后由他弟弟赵佶[24]即位,是为宋徽宗 。宋徽宗专好享乐,对朝政毫无兴趣,他自幼爱好笔墨、丹青、骑马等。赵佶的生活糜烂,喜好逛青楼。还大兴土木,听信道士所言,在开封东北角修建万岁山,后改名为艮岳。艮岳方圆十余里,其中有芙蓉池、慈溪等胜地。里面亭台楼阁、飞禽走兽应有尽有。徽宗还在苏州设立应奉局,专门在东南搜刮奇石,是为花石纲,引得民怨沸腾。

  宋徽宗不理朝政,政务都交给以蔡京为首的六贼。蔡京以恢复新法为名大兴,排斥异己。蔡京即位次日,就下达了一个禁止元祐法的诏书。此即谓元佑奸党案。正直的大臣因此全被排斥出政治中心。

  宋徽宗本人好大喜功,当他看到辽被金进攻后,便于重和元年(1118年)春,派遣使节马政自登州渡海至金。双方商议两国共同攻辽,北宋负责攻打辽的南京和西京。灭辽后,燕云之地归宋,过去宋给辽的岁币改缴金。此即为海上之盟。[25]但宋朝军队却被打得大败。最后金兵掠去燕京的人口,并克扣营、平、滦三州。宣和七年(1125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赵佶吓得立刻传位其子宋钦宗赵桓。宋钦宗患得患失,在战和之间举棋不定。后来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启用李纲来保卫东京。虽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金朝并未死心,二度南下。

  靖康元年(1126年)九月,太原沦陷。十一月,开封外城沦陷,金军逼迫宋钦宗前去议和。闰十一月卅日,宋钦宗被迫前去金营议和,三日后返回。金人要求索要大量金银。宋钦宗因此大肆搜刮开封城内财物。开封城被金军围困,城内疫病流行,饿死病死者不在少数。[25]

  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六日,宋钦宗被废,贬为庶人。七日,宋徽宗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另立张邦昌,建立一个名为“大楚”的傀儡政权[26]。徽钦二帝被金人掠到五国城。北宋后宫和大量官民女眷被抵押给金国,其中大部分被没入金国官妓院—洗衣院,史称靖康之耻或靖康之祸。[27]宋徽宗被封为昏德公,宋钦宗被封为重昏侯。最后两人客死异乡五国城。[25][28]

  宋徽宗在朝政上毫无建树,但他在书画上的造诣颇深,徽宗的书法和绘画都在中国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徽宗独创瘦金体,并重视书画事业。翰林书画院的地位大幅提高,《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就是其提拔。就连其子赵构也受到熏陶,成为杰出书法家。[25]

  金国在靖康之难中俘虏了众多的宋朝宗室,康王赵构是其 中的一位漏网之鱼。靖康二年(1127年),赵构从济州南下到陪都南京应天府即位为宋高宗,于鸿庆宫谒太祖庙[29],改元建炎,重建宋朝。半年之后,为避金兵进攻,以巡幸为名,先后流亡至扬州、苏州(后升为平江府)、江宁府(后升为建康府,今江苏南京)、越州(后升为绍兴府)、杭州等地,均以“行在”名之。

  金朝也一路南扑,直逼杭州,宋高宗无路可逃,只得入海逃避,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候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主帅完颜兀术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宋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最后金军用火攻才打开缺口,得以撤退,金军又在建康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

  建炎三年(1129年)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定都临安府,实为“行在”。

  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朝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一直打到距开封仅四十五里的朱仙镇。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并一度打算放弃开封,渡河北逃。但此时宋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宋与金达成《绍兴和议》[30]。宋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后借口“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宋高宗生父宋徽宗的灵柩和生母韦皇后才被送回南宋。[31]

  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他 上台后,迫害与自己政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宋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宋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其子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32]。[31]

  秦桧去世后,宋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宋高宗因丧失生育能力,他从太祖赵匡胤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绍兴卅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

  绍兴卅一年(116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击退。此事让宋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宋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31][33]

  宋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宋朝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宋孝宗平反岳飞冤狱,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宋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历时仅二十日就告失败。之后,宋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

  但宋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宋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重视农业生产。总体说来,宋朝的内政形势有所改观。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感,最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惇,也就是宋光宗。然宋光宗即位不久就患了精神疾病,加上他对自己非常不孝,让宋孝宗十分伤感。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孝宗去世。[34][35]

  宋光宗好猜忌,非常不信任其父孝宗的周遭大臣,因此他即位两年后就日渐疯癫。宋孝宗病死后,宋光宗竟然不服丧。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赵彦逾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下诏,宋光宗被奉为太上皇。他的儿子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改元庆元(1195年)。六年后,宋光宗去世。

  史载宋宁宗“不慧”,智商低下。宋宁宗一朝都被两名权臣——韩侂胄和史弥远操控。[36]尽管宋宁宗智商低下,但总体而言尚算一名忠厚之主。[34]

  宋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但是,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政府。[37]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但是,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38]。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37][39]

  宋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宋宁宗去世。赵昀接替即位,是为宋理宗。但是,史弥远继续其的专政,而宋理宗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37]

  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宋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次年,宋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同时在北方,金朝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朝,让金成为宋的藩屏。[37][40]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合作夹击金朝,当朝大臣大多赞同,只有赵范反对。宋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但是这只是口头协定,没有留下书面协定,因此埋下了后患。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厉害,希望联合抗蒙,但被宋理宗拒绝。宋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

  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朝灭亡。宋将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宋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41]。[37]

  金朝灭亡后,蒙军北撤,河南空虚,理宗意图据关(潼关)、守河(黄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南京应天、西京洛阳)[42],光复中原。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理宗任命赵葵为主帅,全子才为先锋,下诏出兵河南。六月十二日,全子才收复南京。七月五日,宋军进驻开封。但由于粮草不济,贻误战机,宋军进攻洛阳时被蒙军伏击,损失惨重。各路宋军全线败退。端平入洛宣告失败,宋在此役中损失惨重,大量精兵与物资付诸流水,也为之后蒙古侵宋提供借口。端平入洛之后,宋理宗怠于政事,沉迷于声色犬马,朝政大坏[43]。

  宋理宗两子早夭,因此最后理宗择其弟赵与芮之子赵禥为皇储。由于赵禥其母曾在怀孕期间服用过堕胎药,因此赵禥先天不足。景定元年(1260年)六月,理宗下诏立赵禥为太子。景定五年(1264年)十二月廿六日,宋理宗去世,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宋度宗即位后不理朝政,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右丞相贾似道因此擅权。贾似道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终日在葛岭别墅中与妻妾玩乐,由于他好斗蟋蟀,时人称他为“蟋蟀宰相”。他禁止让前线战事让宋度宗了解。襄阳、樊城被围三年后,宋度宗才得知此事。[44]

  端平二年(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拱、孟瑛、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征战合州时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贾似道借机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43]咸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建国号为元。咸淳十年(1274年)七月九日,年仅35岁的宋度宗去世。[43][44]

  宋度宗去世后,其长子赵显即位,为宋恭宗。当时,宋朝的统治已进入瘫痪状态。德祐元年(1275年)春,元军攻克军事重镇安庆和池州,威逼建康,长江防线崩溃。朝野大震,各界都冀望贾似道能出征,结果宋军大败。贾似道被贬,在赴任途中被监押官郑虎臣所杀。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常州沦陷,元军举行大屠杀。不久平江也告沦陷,临安人心惶惶。德祐二年(1276年)二月初五,临安城里举行受降仪式,宋恭宗被俘。南宋灭亡[45]。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44]

  赵显之弟赵昰和赵昺被大臣保护逃出临安。赵昰在福州即位,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1276年)。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而朝臣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护送赵昰和赵昺乘船南逃,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景炎三年(1278年)春,小朝廷抵达雷州。四月十五日,年仅十一岁的赵昰去世。陆秀夫与众臣拥戴赵昺为帝,改元祥兴。[44]

  在元军猛攻下,雷州失守。小朝廷迁往崖山(广东新会)。元军在汉人将领张弘范领军紧追在后,对崖山发动总攻,宋军全线溃败。赵昺随陆秀夫及赵宋皇族八百余人集体跳海自尽[46]。张世杰率领水军余部突围而出来到海陵山脚下,听说陆秀夫背负帝昺共同殉国的噩耗。张世杰悲痛不已,堕身入海,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至此,宋朝至此宣告彻底灭亡。[47]张弘范特于此立“张弘范灭宋于此”碑。[48]

  崖山海战极为惨烈,战后,有十万人自杀殉国,海上都是尸体。文天祥亲自目睹惨状,作诗云:“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44]

  政和元年宋因五代之旧,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统一。宋与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崇宁三年(1104年)收复失地,置陇右都护府。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50]绍兴八年(1138年)金朝领三省事宗磐等人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51]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后,以淮水—大散关为宋金国界,南宋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50]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重庆府、夔州、潼川府、京西南、成都府、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52]。[50]

  宋朝共有四个京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53]、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宋太祖建国初年,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 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54]。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对宋朝战力有负面影响。宋朝的建国兵力部署“守内虚外”,但在熙宁年后首都驻军减少。[55]

  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56],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57]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58]“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59]。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60]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61]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多属私人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62]。

  宋代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宋朝以前仍 处于冷兵器时代,从宋朝开始火器登上战争舞台,使用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火器,逐步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水战装具的发展,舟师仍在江河、濒海地区发展,南宋时还尚有车船。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63]。

  城防设施发展出城制、弩台、敌楼等设施。其中以山城防御体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将余玠于四川防御蒙军,为了巩固渝川地区,他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修筑钓鱼城(重庆合川区东)、大获(四川苍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云顶(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庆万州区西)等十余城,形成一个防御网,成功抵御蒙军攻击[64]。

  宋朝实行自愿性的募兵制[65]并且将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作为一项传统的国策,有社会福利性质,起到稳定政权作用。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66]。[67]

  在兵种结构上,步兵为主要兵种,并配有少量骑兵,车兵则逐步消失。没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够战马的问题终宋一代始终困扰著宋国军备(尤其在主要敌国辽、金皆有优势骑兵的情况下特别严重),并成为两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55]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68]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69]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关于岁入1.6亿贯实为铜钱、米麦、白银、布棉、丝绢、草料等不同物产单位的合加总数[70],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71],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67][72]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73]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74]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69]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69]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渝、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苏常熟,天下足”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75]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69][76]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 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69]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开封官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龙泉哥弟窑、景德镇景德窑、建阳建窑、曲阳定窑等七大名瓷窑,以及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69]

  官窑(开封)、钧窑(禹州)、汝窑(汝州)、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 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69]

  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69][77]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重庆、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渝川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69]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重庆、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渝川地区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69][78]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 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69][79]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80]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69][81]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 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82]。[69]

  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82]。[69]

  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83],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84]。[69]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85]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润州、苏州、温州、江阴军、明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上海镇(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86]。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69]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87]。[69]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88]。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中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89]。[69]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朝和大理国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89]。[69]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90],经学者考证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有2340万户、12600万人。[91][92]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240万户、6450万人;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93],学者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91]

  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1102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金之际大约有五百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各地。[91][94][92]

  在人口分布上,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总数中南方占56.9%、北方占43.1%,这是唐末五代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和平发展的结果,不过宋代统一后并没有导致北方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经过百年的发展到元丰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国所占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则下降至37.4%,到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南北各占比重已是64.1%及35.9%。[91]

  宋代,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推动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四大发明,在宋代得到改进并应用。提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在其他方面也有颇多成就,如医学方面,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

  宋朝的历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宁宗庆元四年颁布的《统天历》。该历法由杨忠辅创制。它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95]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

  宋朝文学十足发达,秉诗、词、散 文都有伟大成就。让宋朝散文走向兴盛并承接古文运动的大师是欧阳修。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颇有出息,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膺号称“苏门六君子”。

  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曾巩忠实的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96]。 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著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97]。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正在编撰的《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98]

  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其吸收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褒,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也称长短句。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词是宋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长调的地位,充实词的形式,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99]。

  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彻底的革新,他创立豪放派,扩大词的选材范围,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奠定基础。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后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此列。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词的统治地位。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100]

  此外,宋代“说话”(评书)非常流行,说话的内容就是话本。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线]

  • 基督教,世界公认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进入中国。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7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157]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 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二十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107],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94]

  [108]。与西南的大理国保持“欲寇不得,欲臣不能”的关系,进行茶马贸易[109]。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朝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廷,挫败辽兴宗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而至,[110]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朝,被拘15年,但仍不愿降金。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府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111]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 赵宋诸帝,雅意文墨”。清朝郑燮《道情》 诗之八:“金粉南朝 总废尘,李唐赵宋慌忙尽”。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天水一朝。”——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53页. ISBN 957-08-1068-8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07页. ISBN 75

  陈学霖,《宋史论集·〈第一章· 大宋“国号”与“德运”辩论述义〉》,东大出版社,1982 : 第13页,ISBN: 81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一章· 宋的建国-统一之局的再造〉》,九州出版社, 2010: 第15页,ISBN: 10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一章· 宋的建国-统一之局的再造〉》,九州出版社, 2010:第13页,ISBN: 10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 第30页,ISBN: 10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10页, ISBN 75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第32页,ISBN: 10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11页, 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15页, 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16页, ISBN 75

  注:繁:“赵顼”,简:“赵顼”,拼音:Zhào Xū ,注音:ㄠˋ ㄒㄩ。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第51页,ISBN: 10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66页,ISBN 957-08-1068-8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70页,ISBN 957-08-1068-8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第52页,ISBN: 10

  注:繁:“赵佶”,简:“赵佶”,拼音:Zhào Jí ,注音:ㄠˋ ㄐㄧˊ ,音同“照吉”。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223页, ISBN 75

  确庵、耐庵. 《靖康稗史笺证》:“契勘二庶人誓约,愿献犒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先续过纳金247600两,用情准49520锭;银7728000两,准1545600锭。不欲照50两1锭旧例,所缩已多。是依庶人续约,准折金607700锭、银2583100锭,具详别幅。仍缩金342780锭、银871300锭。限五日内尽数津纳,如仍隐匿延稽,当府即纵兵大索,毋贻悔吝,须议指挥……选纳妃嫔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人准金1000锭,得金134000锭,内帝妃五人倍益。嫔御98人,王妾 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人准金500锭,得金225500锭。族姬1241人,人准金200锭,得金248200锭。宫女 479人,采女604人,宗妇2091人,人准银500锭,得银1587000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人准银200锭,得银664200 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人准银100锭,得银331900锭。都准金6077000锭,银2583100锭。”,第220页

  《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五:母后诏令备车驾法仗等赴南京迎请百司庶务分半以去。 大元帅康王谒太祖庙。 王诣鸿庆宫谒太祖庙大哭群臣皆哭。 二十六日乙酉太宰张邦昌赴南京。母后诏令备车驾法仗等赴南京迎请百司庶务分半以去。 大元帅康王谒太祖庙。 王诣鸿庆宫谒太祖庙大哭群臣皆哭。 二十六日乙酉太宰张邦昌赴南京。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4页, 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6页, 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7页, 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7, ISBN 75

  陈振. 《中国断代史系列·宋史》〈第十二章 南宋中期的政治、军事形势〉第二节 权臣秉政的宁宗时期 二、韩侂胄擅权与开禧北伐.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第490页—第492页. ISBN 7-208-04444-9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0页,ISBN 7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78页,ISBN 957-08-1068-8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48页,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2页,ISBN 75

  《宋史·理宗纪一》:八月癸酉,诏:河南新复郡县,久废播种,民甚艰食,江、淮制司其发米麦百万石往济归附军民,仍榜谕开封、应天、河南三京。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3页,ISBN 7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89页,ISBN 957-08-1068-8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4页,ISBN 75

  石壁上刻了的“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后来被人在前加了一个“宋”字,但张弘范并非宋人。明朝御史徐瑁削去,另刻“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

  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金史》列传第十四:宗磐本名蒲鲁虎。天辅五年,都统杲取中京,宗磐与斡鲁、宗翰宗干皆为之副。天会十年,为国论忽鲁勃极烈。熙宗即位,为尚书令,封宋国王。未几,拜太师,与宗干、宗翰并领三省事。古 琛3熙宗优礼宗室,宗翰没后,宗磐日益跋扈。尝与宗干争论于上前,即上表求退。乌野奏曰:“陛下富于春秋,而大臣不协,恐非国家之福。”熙宗因为两解。宗磐愈骄恣。其后于熙宗前持马向宗干,都点检萧仲恭呵止之。知 阴相既而左副元帅挞懒、东京留守宗隽入朝,宗磐阴相党与,而宗隽遂为右丞相,用事。挞懒属尊,功多,先荐刘豫,立为齐帝,至是唱议以河南、陕西与宋,使称臣。熙宗命群臣议,宗室大臣言其不可。宗磐、宗隽助之,卒以与宋。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一章·波澜起伏的宋代政治〉》,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255页,ISBN 75

  《宋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八地理一 京城:“南京。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元丰六年,赐度僧牒修外城门及西桥等。京城周廻一十五里四十步。东二门:南曰延和,北曰昭仁。西二门:南曰顺成,北曰回銮。南一门,曰崇礼。北一门,曰静安。中有隔城,又有门二:东曰承庆,西曰祥辉。其东又有关城,南北各一门。”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350页,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367页,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376页,ISBN 75

  中国文明史编辑部编,《中国文明史 宋辽金时期·〈宋代· 第三章·积弱的军事和繁荣的兵学〉》,台北,地球出版社, 1993年:第386页,ISBN 75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 第154页,ISBN 957-08-1068-8

  赵汝适(宋)著,杨博文注释.《诸蕃志校释》,中华书局,ISBN 7-101-02059-3.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甲集》: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馀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馀万缗,嘉佑闲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馀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闲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馀万,元佑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馀。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第121页,ISBN:23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2页,ISBN:23

  季羡林. 《中华蔗糖史》第六章〈宋代的甘蔗种植和制糖霜术〉. 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7年. ISBN 7801272846.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6页,ISBN:23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37页,ISBN:23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42页,ISBN:23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185页,ISBN 957-08-1068-8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1982年: 第142页,ISBN:23

  《宋季三朝政要·卷三》:“景定五年,冬,十月,改咸淳元年元旦,……造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之三。出奉宸库珍货收弊楮。废十七界不用。”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学院合编,《中国古代经济简史·第五章·〈封建社会唐(后期)宋辽金元的经济〉》,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年:第144页,ISBN:23

  陈尚胜、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第三章·宋元:海外交通的鼎盛〉》,文津出版社,1997 : 第110页,ISBN 9576684390

  陈尚胜、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第三章·宋元:海外交通的鼎盛〉》,文津出版社,1997 : 第83页,ISBN 9576684390

  (宋)周去飞著、杨武泉校注. 《岭外代答校注》. 中华书局. 1993年. ISBN 710101665-0.

  陈尚胜、陈高华,《中国海外交通史·〈第三章·宋元:海外交通的鼎盛〉》,文津出版社,1997 : 第134页,ISBN 9576684390

  《宋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八》:四年,仍旧为广南西路。当是时,天下有户二千八十八万二千二百五十八,口四千六百七十三万四千七百八十四,视西汉盛时盖有加焉。隋、唐疆理虽广,而户口皆有所不及。

  《文献通考·卷十一》:宁宗嘉定十六年,诸路主客户一千二百六十七万八百一,口二千八百三十二万八十五。……而南渡後莫盛於宁宗嘉定之时,故备书之。

  邓广铭、漆侠、朱瑞熙、王曾瑜、陈振, 《中国大百科全书——“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图说天下 国学书院系列》编委会图说天下 中国通史(下):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278

  王明荪,《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第二章·北宋的外患-辽与夏〉》,九州出版社, 2010: 第127页,ISBN: 10

  郭杰、秋芙、赵慧平、王祥、刘刚,《中国文学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119页. ISBN 8.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国文化史 (中)·〈第七章 两宋:内省、精致趋向与市井文化的勃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第947页.

  John King Fairbank,Merle Goldman. China, A New History [中国,一个新的历史].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88页—第107页. ISBN 33

  杜正胜主编,《中国文化史·〈第十一章 ·城市发展与庶民文化〉》, 三民书局出版: 第221页.

  林伯原,《试论两宋民间结社组织的体育活动》,《体育科学》, 1987(2):11-14。

  杜正胜主编,《中国文化史·〈第十章· 民间信仰、社群组织与地域社会〉》,三民书局出版: 第195页.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三百二十六 元丰五年》:“辽使人不可礼同诸蕃,付主客掌之非是,可还隶枢密院。”

  《宋史 卷四百八十五 列传第二百四十四 外国一》:“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假之荣名而不责以烦缛;来则不拒,去则不追;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

  《续资治通鉴长编 卷一百五十 庆历四年》:“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寇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中国不及。”

  《细说宋朝》,虞云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ISBN 7-208-04307-0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036-4/K•231

  《国史大纲》,钱穆,中华书局。ISBN 7-100-01766-1/K•143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ISBN 7-108-01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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